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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首席執行官馬克扎克伯格對公司造成的疏忽表示道的歉,但是對一些數據專家來說,這是遠遠不夠的。我們距離這一故事的結束還有很遠距離。
“一般來說,技術人員需要解決這個問題。我們正在構建可以清楚地知道被用於壞事的工具。說“我們的本意不是這樣的是遠遠不夠的,“軟件公司美人的首席數據佈道官丹尼爾·明茨說道。“我們需要對技術如何被道德使用以及人們是否訂閱進行一次社會討論。”
正如前谷歌工程師Yonatan鄭氏上週末在波士頓環球報》所寫的那樣,計算機科學正在經歷一場“認知道德危機”,這與炸藥之於化學、核彈之於物理以及優生學之於人類生物學是完全不同的。數據科學家們表示,雖然他們認爲自己的工作沒有受到威脅,但他們的確預見了科技行業的未來變革已經來臨。但現在還不知道誰會採取直接措施,也不知道這些措施是否是正確的決定。
數據=美元
比爾蓋茨曾於1996年在微軟網站上發佈了一篇文章,在這篇文章中他喊出了“內容爲王”的口號。蓋茨在開頭寫道:“內容會成爲互聯網上的生產力,正如當初的廣播一樣”。但在2018年,如果你問任何一家以互聯網爲中心的公司,他們給出的答案很有可能會是數據。
數據本身已經成爲一項業務。創始人希望找到服務不足的地區,獲取儘可能多的數據,因此數據變得有價值。如果Facebook或其他科技巨頭不收購創企,而是將其作出獨立服務或者只是收購高管,那麼數據本身就足以成爲Facebook帝國的一部分。當法國企業家托馬斯·凱在賣掉自己的創企之後,開始思考在數字廣告業創辦下一個公司時,他瞄準了智能手機。
“一家發起移動戰爭的公司會成爲最易接觸複雜數據的公司,”凱說道。
2014年,凱創辦了Ogury。自那以後,該公司已經收集了超過4個億移動用戶資料,幫助分析人們使用應用的方式,例如,Ogury的數據表明,Snapchat的活躍用戶基數在1月份出現下跌,下載應用的用戶當中,有82.7%在月初使用了應用,而在1月31日,只剩下77%。對於廣告公司來說,這些消費者見解是非常有價值的。(Snapchat會每季度發佈日活躍用戶數據,包含1月在內的季度報告尚未公佈。然而,Snapchat表示,上一財年第四季度日活躍用戶數量爲1.87億,高於上一季度的1.78億。)
對於帕凱和Ogury來說,收集的數據越多,意味着盈利越多。對於明茨和檢查員來說,大量的數據創造出了一個業務依次回答並不提供新的數據源。相反,美人是一種可視化現有數據集的工具。
”讓我感到興奮的不是它的技術面,而是它能夠給予我的能力。數據是唯一一種能夠了萬解700年或800年萬人想要做什麼的方法,”明茨說。
鑑於這種規模理念,明茨表示,他不認爲數據推動決策的模式和數據公司會消失。但是,如何收集這些信息以及通過什麼服務來收集將會發生變化。
信任與透明度
雖然數據能夠幫助廣告商更好的瞭解世界,但是圍繞着Facebook和劍橋的—醜聞正是來源於透明度問題。
Facebook用戶可能以爲他們只是在進行用於學術研究的個性測試或者玩一款有趣的牛仔遊戲,但這些行爲讓數據科學家(不僅僅只是Facebook的軟件工程師)能夠訪問不知情用戶的個人信息。
“我認爲透明度是非常關鍵的。如果你正在訪問某人的數據,我認爲讓他們知道爲什麼你需要這些數據會更好,“BrandYourself的首席執行官Patrick Ambron說道。
Ambron的業務在如何盈利方面很透明。這部分是因爲它是一項訂閱服務,而不是像Facebook這樣的廣告業務.BrandYourself銷售的工具可以掃描人們的社交媒體帳戶並標記出有問題的特定內容。
“我們對你爲什麼要給我們數據保持了透明度,“Ambron說道。
Ogury也聲稱,自己獲得了用戶同意。所有用戶都被展示了一個名爲“同意收集和使用數據”的協議,其中寫道,所收集的數據可能會包含你的設備,位置,電子郵件,應用和瀏覽情況的信息.Ogury的創始人凱表示,至少有1/3的人閱讀了協議,但沒有選擇同意。
“一開始我們就認爲消費者是很聰明的,我們應該直接問他們是否願意共享信息,”凱說道。
另一方面,Facebook用戶不一定完全瞭解他們的活動是如何以及爲什麼被監控的。即使你刪除了應用,似乎也無法阻止.Pasquet提到了一個例子,有人可以通過在線廣告跟蹤看到自己預定的假期信息。即將上線的英國監管將會把數據保護拓展到海外,但是在全球其他地區,數據仍然是非常脆弱的。
Ambron表示,Facebook可能會被迫或自行決定更新其用戶協議,並將其更加頻繁的展示給用戶。爲了防止另一起—劍橋醜聞發生,他也建議對使用Facebook數據的公司創建更加嚴格的合同.Ambron補充道,Facebook仍然應該爲學術研究人員提供匿名數據,比如斯坦福大學經濟學教授Raj切迪的美國不平等研究,但他們需要進行更徹底的審查和不斷的審計。
美人的首席數據管明茨表示,除了Facebook及其與數據合作伙伴之間不斷變化的關係之外,更多的技術專家應該在未來幾年與立法者,倫理學家和其他利益相關者對話交流。
“我們的社會尚未找出讓社會契約的敏捷性跟上真實變化速度的方法,我認爲我們必須做的到,“明茨說。“技術變革不會放慢速度,但也不能放任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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